心里虽然这么想着，杨士琦口中却这样说道：“大总统慎言，吴川这样一个小儿怎么可能有天命眷顾，我看他是利欲熏心才是。民党此前掀起叛乱时吴川一动不动，现在天下都已经归心于我北洋，他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起兵，不要说各省绅民难以理解，我看那些民党也不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只要我们能够扛住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波兵锋，则就能把各地的军队调集上来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对耗了。以东北三省之地的人口，终究是难以和关内十八省长期相持下去的。而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军队推到前线去。唯一可忧虑的，双方一旦开战，北京恐怕是保不住了。大总统要先做好预先的打算啊…”

    杨士琦的说法虽然没有能够完全说服袁世凯，但袁世凯却也认为对方有一点说的正中要害，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挡住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进攻，若是连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一只偏师都能杀到北京城下，北方还有什么防线可言。

    原本一片欢声笑语的大总统府，在这一封电报发来之后顿时就变得压抑了起来，府内不管是卫兵、下人还是袁氏的家人一个个都小心谨慎了起来，若非必要都不愿意接近袁世凯办公的院子。而大总统府内进进出出的军人，俨然把这里变成了一处总司令部，而不像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府了。

    9月17日革命军第六师击溃了北洋第五师驻潍坊、青州之九旅主力，当日晚间第六师一部追着第九旅抵达了淄博，不仅趁势拿下了淄博，连第九旅的旅部官兵也俘虏了大半，只逃出了旅长马良等几人，至此第九旅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9月18日上午，赶到淄博的第六师师长邓振镛通过德军侦察机了解到，抵达周村的北洋援军不仅没有赶修工事，甚至都没有阻止周村城内的商民离开，整个周村城内到处都是人流车马，几乎看不到什么军事准备。

    而从济南发来的电报，证实了山东都督靳云鹏此时还在济南城中召集绅民如何保卫济南，邓振镛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以现在驻扎淄博的一团人马发起进攻，不给北洋军调整部署的时间。他以小部队看住周村城内之敌，然后以主力猛攻周村城外的北洋驻军。

    事实证明邓振镛的选择是正确的，驻扎于城内的北洋军不仅没有出城支援自己的友军，反而因为要驱赶街上出城的商民发生了冲突，虽然最终把这些商民赶回了家去，但是军民之间也失去了互信。

    而城外的北洋军队本就因为被抛弃在城外士气低落，更重要的是率领这只援军前来的师参谋长张培勋赶到周村后，听说第九旅的残余部队被包围于潍坊难以突围，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勇气。而此时周村的绅商们也派人过来挽留张培勋，劝说他不要前往潍坊去救一只快要灭亡的部队，而是应该留下来保卫周村。

    周村位于山东腹地，前清中后期，便有许多外国商人来这里做生意，随着开埠之后此处更是万商云集，街市上有德国、美国、英国、荷兰等国的企业百余家。世界知名企业有壳牌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德国礼和石油公司、日本铃木洋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国内有谦祥益、万福祥、泉祥等八大号在此经营。

    这里实是山东一处重要的财赋之地，且周村开埠和袁世凯关系匪浅，这里聚居着一大批官僚地主兼商人，正是拥戴袁世凯为恩主的山东保守势力，有些人是可以直接进入总统府和袁世凯对话的。

    本就起了畏惧之心的张培勋自然从善如流的接受了这些绅商代表的挽留，且因为周村的城墙高大便于防守，他干脆就把自己的亲信和援军中的骨干部队带入了城内。至于战斗力不高的新兵和那些跟自己不对付的军官，就留在了城外驻扎。

    张培勋无疑是想着让城内外的驻军相互依靠，从而让革命委员会既不能全力攻城，也不能全力消灭城外的驻军，顺便还能借助革命委员会的手教训一下和自己不对付的一些军官。在他看来，反正这些新兵招募没多久，就算全部损失了也不可惜，反正现在华北、山东的流民多的是，打光了再招募一批就是了，只要把第五师的骨干保存下来，挨过了这一仗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革命军居然敢背对着周村城全力进攻城外的驻军，全然没把城内驻扎的北洋军放在眼中。而一直想着如何守护城市的张培勋把兵力分散在各处，根本来不及集结兵力去救援城外的部队。加上之前接受了城内商民的拜托，张培勋又准许周村城内的民众离城下乡躲避战争。

    但这些民众并不是空手出城，而是携家带口还带上了许多笨重的家具，再加上根本没有人进行街道通行的管理，于是原本的民众撤离行动最终变成了城内的交通大堵塞。在这样的状况下，革命军突然来袭，城内的军队只顾着把民众驱离城门，那还顾得上去支援友军。

    而面对革命军的快速进攻，